即兴评述：大学，大学问，大学问家

　昨天，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达11年之久的纪宝成卸任校长一职。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的职位，是一个副部级的官职，其变动自然要引起人们的关注。

　　在大学校长“去行政化”的呼声中，与那些公开支持“去行政化”的大学校长和那些对此态度暧昧的校长不同，纪宝成先生公开反对大学校长“去行政化”。他认为，当人们以行政级别来衡量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乃至其所在单位的重要性时，独在大学校长职位上“去行政化”，实际上就是贬低教育。他说：“现在我可以找北京市长、副市长，取消行政级别后我可能就找不到他们了。大学校长应该是社会名流，但我们国家还做不到这一点。”话虽说得“裸露”了一些，但所述确是实情。当然，只在大学校长职位上实行“去行政化”，固然有轻视教育之嫌，不过，这句话的“逆推理”却不能成立。难道赋予大学校长一职以较高的行政级别，就是重视教育吗？

　　从纪宝成先生的话中，还看不出他本人对“副部级”的大官有多留恋。但是，由此却可以看出，一个大学的级别对这所大学的意义有多么重要，而且由此也可以看出一个市长、副市长见谁、不见谁的理由。不可否认，现在通常的情况是，大学校长见官员，是求见；官员到大学，是视察。这种现象已经成为人们见惯不怪的通例了。

　　有道是“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但是，实际上，在中国，一所大学，不论有没有大师，甚至也不论有没有大楼，都不那么重要，而有没有大官似乎才是最重要的。有了大官，大楼甚至大师都可以造出来。对此，纪宝成先生也深有体会。他说：“我曾亲眼目睹一位年轻的处长把一位老教授教训得说不出话来，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大学教师开始在意‘位子'而不是教学质量”。

　　纪宝成先生还曾言，“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有少数公务员，太热衷于给自己制造权力。有的那么年轻，就在一些学术性的评估工作中对他老师的老师指手画脚，我看着非常难受。我要问，学科上的事情你究竟懂什么、懂多少？”这些话，几乎在每日的新闻中都可以找到例证。

　　也是在昨天，没能成为大师、但绝对具有大师潜质的经济学家张培刚在武汉辞世。1913年，张培刚生于现今被称为“将军县”的湖北省红安县。1945年，张培刚先生获得了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其博士毕业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获得1946--1947年度哈佛大学经济学专业最佳论文奖和大卫•威尔士奖。在诺贝尔经济学奖（1969年设立）没有设立的时候，威尔士奖曾被认为是当时经济学界的最高奖项。当年与张培刚先生同获威尔士奖的萨缪尔森，就是因为获得威尔士奖的这篇论文，而在1970年摘桂诺贝尔经济学奖。1979年，威廉•阿瑟•刘易斯也因研究张培刚先生开创的“发展经济学”，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1946年，为了研究如何使中国这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走上工业化的道路，把他的“发展经济学”贡献给祖国，张培刚先生回到了抗战胜利后的中国。52年后，直到1998年，张培刚先生在其85岁高龄的时候，才在中国的大学当上了博士生导师……

　　人们是否能从纪宝成的卸职、张培刚的辞世中，对大学、大学问与大学问家的关系，有一些新的思考呢？